建国初期19491959年我国农机化发展呢

建国初期（1949—1959年）我国农机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中）

三、新中国建立前革命者和仁人志士对农业机械化的早期探索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敲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也使坚决主张禁烟的林则徐成了中国“开眼望世界”的第一人。从那时起，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到“师夷之长以制夷”，至晚清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出现，这种探索才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世纪末叶起，就用方形水平仪器靠在工作平台上有了在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探索，到新中国建立前的50多年间，出现了以下几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探索

作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提出了全方位的构想，其中也涉及到了有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有学者研究后指出：自1894年至1919年，25年之间，孙中山先生立志社会改革，始终梦想进行类似欧美一样的工业革命，以机器改造社会。他的探索分为3个阶段：

1. 成于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此文分为“人才”、“地利”、“物用”、“货流”诸篇。在“地利”篇中，他提出“地尽其利”、振兴农业的三要素：加强农业行政管理、兴办农业科技教育、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在谈到使用农业机械时他指出：“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官有政则百姓勤、务农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上述话语可谓对农业机械理解精深，首先，强调了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其次，论述了农业机械与人畜力劳作相比巨大的优越性如“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再次，指出了农业机械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矣”；第四，吁请清政府引进农业机械进行仿制。孙中山10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对今天的农机化工作仍然有借鉴作用。

2. 1905—1907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问题的论战。

当时报刊是论战的主战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民报》上刊登了胡汉民执笔的革命派两篇代表作——1906年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1907年《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发表了代表作《社会主义论》。

围绕《〈民报〉之六大主义》之一的“土地国有，使地主强权绝迹”，改良派指责革命派反对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称只有在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农业才能使用机器和其他现代生产技术，革命派要在农业中“防止”大资本，就是要使“农业上种种进步的器械，与夫集约经营之新方法，将永不得运用于我国，而惟抱持此千年陈腐之旧农术以自安”。

革命派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洋洋数万言，由孙中山口述要点，对梁文逐条批判，在驳斥改良派关于土地国有将使大农场得不到耕地、“无异国家禁用机器”的指责时指出：国家对出租土地的面积，将采取“依其业，异其标准“的办法，“如用机者，得租可以用机之地，更耕者得租可躬耕之地，则各得如其分。”

这场论战中，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把农业机械的运用发展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同时也都非常关注、强调农业机械化和集约经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当时沉寂的社会氛围下，使更多的国人知道了农业机械。

3. 在1917—1919年间完成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将“农业机械化”列入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方略》“第五计划”之“粮食工业”中，在论及食物的生产时，他提出了“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起出产更多”等。

（参见张蓝水《机器巧则百艺兴》，《农业技术与装备》2011.4;《论战农机 回首百年》、《孙文描绘建国蓝图 农机方略榜上有名》，见《中国农机化导报》）

孙中山在110多年前提出的发展农业机械的思想，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这与他自身的经历分不开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多年游历于欧美、日本诸先进国家，对近现代民主思想和科学进步感悟颇多；对各国社会结构、政治框架、经济状况考察颇细，也耳闻目濡了大量西方国家运用机器取代旧式农具、经营现代大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实，因此，在他为新建立的民国规划发展蓝图时，把先进的农业机械引入中国，自然也成了他的“强国梦”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探索

1937年7—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期间，撰写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名着《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运用唯物辨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推行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其中，《矛盾论》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矛盾时，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在已出版的党的文献中，党的主要领导对农业机械化的最早表述。

但是，《矛盾论》中提到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却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和实践的产物，而是来自于当时的苏联。

之所以说它不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因为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不具备从事这种社会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从国内因素看，1935年红军长征才到达陕北，根据地建设还没有巩固，1937年7月就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但生存环境仍然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尚未建立合乎法统的全国政权，生死存亡关头既没有机会也没条件去搞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

从国际因素看，苏维埃政权在1932年时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农业集体化，也在各地建立起国营拖拉机站，开始了农业机械化，使世人知道了红色苏维埃有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根据1930年3月1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建立的集体农庄具备下列特点：一是土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二是劳动组织以工作队为固定形式；三是生产计划由政府制定，各项生产指标统一下达，集体农庄只是完成这些计划，自身没有决定权；四是以劳动日作为计算集体农庄庄员的报酬，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特别的奖励制度；五是集体农庄不拥有大型农业机械，国家另外建立机器拖拉机队或站，供集体农庄租用；六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农产品实行计划任务收购制。

站在今天角度看，这种集体化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方面，这种大型或超大型的集体农庄不是生产单位，而是政治单位、政权单位。体现了那种用革命的激进手段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方式。有了权力，就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这种上层建筑决定论，对经济建设是有害的。另一方面，苏共中央在作出建立集体农庄的决策时，遵循的是先实行集体化，后实行机械化的理论。而实行集体化属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实行机械化是一种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足够的农业机器做支撑，没有生产力的相当发展，就急于先行变革生产关系，这必然加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集体农庄的最终失败。

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本人来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足以让他们心驰神往。

当时，由于战争的环境和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几乎处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加上西方各国的敌视，共产党没有什么渠道能了解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东西，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堪称一片空白。中国共产党了解外部世界唯一顺畅的通道就是苏联，换言之，苏联是中共能看到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苏联国内的各种情况，都被源源不断反馈到中共中央，其中也包括农业集体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这些为中共领导层所了解和关注。情报输送的主要渠道是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1931年10月18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秘密乘坐日本船只前往莫斯科，接替已经回国的瞿秋白、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一度还担任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直到抗战爆发后回国。在中央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之前，中央苏区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基本是畅通的；长征刚结束，王明就派东莞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突破5000亿元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回国，化装成货郎来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听他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此后，代表团成员潘汉年的回国也带来了不少新情况。可以断言，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对苏联的经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认同的。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和农业机械化模式无疑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1937年尚未建立政权时他提出“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还只是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一种美好愿景和对苏联建设成就的憧憬；那么，当建立全国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理念和做法实行照抄照搬，一方面把农业机械化摆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得到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超越中国实际的做法，也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出现了诸如盲目发动“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化”等重大失误。

（三）着名民主人士梁漱冥的探索

梁漱冥（1893—1988）是20世纪我国着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造活动者，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7年后辞教投身农村，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1924—1937年间，他先后在广东从事“乡治”，在河南进行“村治”，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等社会改造实践，在山东邹平、菏泽两县建立了试验区，组建起“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1937年在邹平期间，梁漱冥先后不下5次讲授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后被结集成册，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

《乡村建设理论》内容丰富，涉及到当时试验区农村社会、经济、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发展农业机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梁漱冥观点之一：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所寻求的翻身之路”，他把“农具农业机械农业工程”看作是“引发出机械工业”的必经之途。

他认为，“我们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并且我敢断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在农业前进程中，许多工业自然相缘相引而俱来。例如从土壤肥料等农业化学上问题，而引出化学工业，从农具农业机械农业工程，又引出机械工业等；从农产加工农产制造，也将引出许多工业。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面来刺激工业起来。我们不要直接来办工业，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直接的力量是最小的；直接去作是最笨的。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

这里他看到了需求决定生产这一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提出了实践的思路和方法，但他忽略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落后的农业、贫瘠的农村没有办法刺激出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几乎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村根本引不出他所希望的机械工业。

梁漱冥观点之二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1：对苏联的牵引机（拖拉机）站建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最有力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者”。

与毛泽东相同的是，梁漱冥也很关注苏联的经济建设和农业集体化，他“采摘书报”资料，1937年时就对苏维埃政权从1917年—1937年20年间对农业和农民“由散而集”的变迁过程做了概括，分为“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手段忽软忽硬，但百变不离其宗”的8个阶段。虽对整个过程他评价不高，但却始终认为，牵引机站“盖唯此可使社会主义的经营形态有技术的设备。斯大林常称之为小农经营与集团经营间之间桥梁；唯以此桥梁乃得导几百万农民弃其个人的经营而过渡于社会的经营也。牵引机站不只有牵引机，其它整地播种耕耘以及收获等机械，均有置备，集团农场可与牵引机站订立契约，由该站供给机械，派遣技术员，承揽一切关于农业机械方面之工作；农场则提供人力，照种种计划实行生产，而以其收获量四分之一为租金，并将所余谷物经由该站卖给国家为条件。农民之欲成立集团农场者牵引机站尽其所前能而指导之援助。他如各种机械如何使用，如何修理，牵引机如何运转，对于农村青年皆有讲习会之设；是故农民大众之活动与劳苦农国家之技术的援助实完全结合于牵引机站之中。比年其任务更见见扩充，凡村图书馆、托儿所、治疗所等皆在其管理下而建设起来，并发行。质言之，牵引机站已为农村文化之中心。它使农村之文化水准及生活组织与工业劳动者之水准相接近，促农村于工业都市化，照顾五十个集团农场；于是集团农场与集团农场之间又以此联结起来。全国共五千多牵引机站，又联属于其中央部；如是，集团农场又集团化了。”

这里，他从4个方面对牵引机站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一是对小农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桥梁作用；二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出的全面装备支撑作用；三是对走集体化的农民技术培训的作用；四是农村的文化中心作用。所以，苏联的国营牵引机站建站模式也是梁漱冥心中的一种理想模式。

（四）着名农学家沈宗瀚的探索

沈宗瀚（），浙江余姚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自费留学美国乔治亚大学农学院，以棉业为主科、麦作为副科，次年获得硕士学位。1924 年，他转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攻读作物育种学，192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出任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讲授遗传学和作物育种。1928年，沈宗瀚被康乃尔大学教授推选为美国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对毕业生的最高褒奖。1931年，应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邀请，参与筹建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主持小麦改良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央农业实验所西迁，他先后担任了副所长和所长，致力于后方粮食和棉花增产工作。1943年，沈宗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国出席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会议，被聘为该组织的技术顾问，并随团访问美国各州农业科研教育机构，以此为参照考虑我国战后农业的重建，从这时起他便开始酝酿中美之间农业技术合作的问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宗瀚回到南京，除积极恢复和重建中农所、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外，还发表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农业转变之可能》一文，与邹秉文博士一起就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机械化农业转变之道路大胆进行了探索，其中最有成效者当属斡旋中美两国政府出面协调，征得万国农具公司同意，选派陶鼎来等20名农业工程学者赴美国深造，并在中农所返迁南京原址后，增设农具系。20名留学生分别是：投考获取原来学农的10名留学生是吴湘淦、吴起亚、李翰如、余友泰、崔引安、蔡传翰、张季高、何宪章、方正三、徐明光；原来学机械工程的10人分别是：陶鼎来、曾德超、王万钧、水新元、吴克周、陈绳祖、高良润、张德骏、李克佐、徐佩琮。这在客观上为新中国建立后农机化事业起步做了重要的人才储备。以后的事实引证了沈宗翰的名言是：“教书可训练人才，改进农业；研究可以改良品种，增加产量。”

马佳在《凯斯与中国农机百年发展史》中提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美国万国公司同意资助的‘向中国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合作协约。并根据协约设立奖学金，供20名中国研究生在美国学习农业工程和实习，共3年。同时，美国向中国3个学校和研究所提供农业工程研究教学用的样机、资料、试验设备和试制设备。其后陶鼎来等一批农业工程学者赴美深造，这些学者勤奋攻读，热爱祖国，后来多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各部门的学术业务带头人和新领域的开拓者。”“同期，万国公司依约向当时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赠送了多种新式农机和工厂设备，充实两校农机装备，两校遂于1940年代后期中国忠旺不断推出高附加值的铝加工产品成立了农业工程系。1947年万国公司又派出4名外籍专家到南京工作，两人分别执教于2所大学，两人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参见《北京科技报》2007年9月3日）

66年之后，90岁高龄的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着名农业工程学者、当年20名赴美留学生之一的陶鼎来于2011年5月接受笔者和同事的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1945年，抗日战争尚未结束。陶鼎来自重庆辗转来到昆明，乘机飞抵印度，然后再从印度乘坐美国军舰抵达美国的西海岸，当时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交火，只能走大西洋，整整走了31天。同行的20个人中，有10个大学本科学农业的进了爱荷华州立大学，包括陶鼎来在内的10个本科学机械的学生则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陶鼎来回忆：“我很不理解，不是让我来学习机械制造的吗，怎么跑到农业工程系去了？后来才知道，农业工程就是农业上所需要的工程，农机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此外还包括土壤研究、水利建设、农田建筑、农业电器等等，范围十分广泛。”

最初，陶鼎来觉得农业工程算不上什么学问，在美国待得久了才渐渐明白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美国的农业经营规模很大，一个普通的家庭农场就能拥有数千亩土地。这么大的一个农场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器、盖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水渠……是一门大学问。农业工程专门研究这些，培训合格的称为农业工程师。农业工程师在美国很受欢迎，能替农民做很多事情。”

明白农业工程学科的内涵后，一个问号也随之在陶鼎来脑中成形：中国是否也需要农业工程呢？答案是肯定的。当时正值二战结束，美国迎来了发展史上又一个繁荣发展期，人民生活非常富裕。陶鼎来和同学调研发现，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但是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足够1000个人吃，农业成为美国超强国力的坚实支撑，而农业工程在推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也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认识到这一点后，陶鼎来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农业工程带到中国，让它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然而，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农业工程仅仅是一个概念。把这个概念输入到国内后，如何让它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呢？陶鼎来与其他7名留美学生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兴建农场上头，并联名将各种废旧金属创作了一份计划书。彼时，被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战士”的陈衡哲教授也在美国，偶然与陶鼎来等人相识，在得知对方的想法后深表赞赏，“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不愿意到农村去，办农场尤其艰苦。你们能有此心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遂把陶鼎来等人的计划书推荐给了民国时期着名评论家储安平。文章最终发表在了由后者担任社长和总编的《观察》杂志，成为一时佳话。

1948年，陶鼎来回国，几位在美期间共商建场大计的同学们大都有了新去向，而他依然不改初衷。与他一样坚守信念的还有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的水新元及就读于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徐明光。1950年初，新中国华东局农林水利部决定在江苏、山东、安徽分别建立一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陶鼎来欣然领命，前往江苏灌云县，率领棉垦训练班部分学员和仅有的一小批农业机械，运用农业工程的理论，科学规划、精心布局，创办起了国营东辛机械化农场。这是我国在华东建设的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当年就播种了小麦，次年获得丰收，影响很好。（见张桃英、宋毅《置身潮流之中 超越时代之外——记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奠基人陶鼎来》，《中国农机化导报》2011年5月23日）

如今，20名最早的农业工程学留学生依然健在的除陶鼎来外，还有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曾德超，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总工程师王万钧。他们均已年逾9旬，是旧中国农业机械落后的见证者，更是新中国农机化事业的奠基人和亲历者。

本文重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央党史研究室 着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 庞松 着 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大事记》（1949—2009） 宋树友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 农牧渔业部

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编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农村政策文件选编》（1947—1957）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

《中华民国经济史》 史全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联兴亡史纲》 陈之骅 吴恩远 马龙闪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 白人朴 着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重要论述摘要》（内部资料） 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

《江村就是酚醛树脂与固化剂混合、倒入模具后经济》 费孝通 着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着 东方出版中心

《大“跃进”的发动》 罗平汉 着 人民出版社

《农业学大寨运动史》 李静萍 着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子恢传》 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王明的这一生》 熊廷华着 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正人文集》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武少文文集》 宋树友主编

《农机工作47年回顾》 杜郁哉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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